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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專題
法學研究

入戶盜竊是否以取得財物為既遂

日期:2014-10-18來源: 百色市委政法委點擊:

案情

2013年11月10日凌晨,凌某與同伙共謀后駕駛其廂式貨車竄至靖西縣岳圩鎮某村屯盜竊耕牛。由凌某駕駛貨車停在更立屯村口外負責拉運接應,其他同伙則進村采用撬門的方法竄入農某某家盜竊農家的一頭水牛。被害人農某某發覺后大聲呼喚,當地群眾聞訊追趕,同伙人棄牛逃脫,凌某因來不及逃跑,被群眾當場控制,后被民警抓獲,其所駕駛的車輛也被公安機關扣押。經靖西縣價格認證中心鑒定,涉案水牛價值為9000元。

靖西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凌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伙同他人非法進入他人的住所實施盜竊,其行為構成盜竊罪。在共同盜竊犯罪中,凌某與同伙經事前謀劃,分工配合,由凌某負責接應運送,同伙人采用撬門的方式非法進入他人住所實施盜竊,已經完成了入戶盜竊的全部構成要件,是犯罪既遂,辯護人認為凌某是犯罪未遂的意見與查明的事實不符,不予采納。凌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應按其所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其以農村生產資料為盜竊對象,酌情從重處罰。鑒于被害人的財物已追回,被告人凌某到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當庭認罪,依法可以從輕處罰。扣押在案廂式貨車是凌某用于作案的工具,依法予以沒收,上繳國庫。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一、四款、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六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之規定,靖西縣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凌某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2000元;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桂L5D765黑豹牌廂式貨車,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凌某沒有上訴,公訴機關亦未抗訴,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

分歧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對被告人凌某的入戶盜竊行為是否認定為盜竊未遂存在三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盜竊罪是侵犯財產型犯罪,入戶盜竊屬于盜竊罪的一種特殊類型,其犯罪既遂的認定標準應當與普通盜竊罪犯罪既遂的認定標準一致,都應以行為人是否實際取得財物為既遂。第二種意見認為,入戶盜竊是行為犯,只要行為人實施了入戶盜竊行為,無論是否取得財物,都應認定為盜竊既遂。第三種意見認為,入戶盜竊侵害的是雙重客體,不但侵害財產權益,而且侵害公民的居所安寧與社會秩序,行為人只要侵犯其中的一種權益就應認定為既遂,不以取得財物為既遂標準。

評析

我們同意第三種意見,具體理由如下:

一、刑法所保護的法益是否受到侵害是犯罪既未遂的依據

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法益,對法益的侵犯性即具有社會危害性,是行為適用刑法的原因。盜竊罪是財產犯罪,其所保護的法益是財產權益,定罪和量刑以可量化的財產數額為基礎是必然的,只是在實踐當中,數額并不是危害性的唯一標準,《刑法修正案(八)》將入戶盜竊入刑,就是認為入戶盜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具有刑法可罰性。全國人大法工委黃太云在修正案制定背景的解讀中說明,公安機關在辦案過程中提出,一些盜竊行為,如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等行為,雖然嚴重危害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并對群眾人身安全形成威脅,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但往往由于案犯一次作案案值達不到定罪標準無法對其定罪處理,只能作治安處罰,打擊力度不夠,難以形成有效震懾,導致案犯有恃無恐,屢打不絕,建議對這三種盜竊行為不論數額、次數多少,均作為盜竊罪處理。立法機關經研究認為,進入他人家庭居所盜竊,影響群眾最基本的安全感,而且這類案件的案犯大都會使用撬門破窗等手段,多屬于慣犯或職業犯,應當嚴厲打擊。行為人非法強行侵入供他人家庭生活與外界相對隔離的住所的行為本身具有刑法可罰性,觸犯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條有關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規定,構成非法侵入住宅罪,而以盜竊為目的非法秘密入戶的,在刑法尚未將入戶盜竊入罪的情況下,《刑事審判參考》第66集第526號案例將撬門入戶盜竊行為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定罪處罰。只是將入戶盜竊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定罪處罰在犯罪構成上有兩個問題,一是主觀方面,行為人入戶的目的是盜竊,而以其客觀行為定罪,有客觀歸罪之嫌;二是非法侵入住宅罪的理論表述是非法強行闖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拒不退出,打擊的是公開侵入他人住宅,公然擾亂社會安寧的行為,與入戶盜竊的秘密進入有區別。

從立法背景、司法實踐表明,入戶盜竊侵犯的是雙重客體,既侵犯財物權利,又侵犯公民居所安寧、社會秩序。入戶盜竊的目的行為是侵害財產權,但手段行為侵害的是居所安寧,其秘密非法入戶的行為對公民居所安寧造成的危害并不比公然強行入戶小,將入戶盜竊行為入刑體現了對人民群眾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的切實關注和嚴格保護,其立法目的在于加強對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會秩序的保護。

對侵犯客體為雙重客體的犯罪既未遂標準的確定,最高法在《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規定,搶劫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既侵犯財產權利又侵犯人身權利,具備劫取財物或者造成他人輕傷以上后果兩者之一的,均屬搶劫既遂;既未劫取財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傷害后果的,屬搶劫未遂。與此相對應,同為侵犯財物犯罪的入戶盜竊罪是否得逞,也應以是否侵害了財產權益與人身安全權益雙重客體為標準,即行為人實施了入戶盜竊行為,并取得了財物的,應當認定為盜竊既遂,但如果行為人實施了入戶盜竊,但沒有取得財物,由于入戶行為本身侵害了被害人的居所安寧,危害社會秩序,入戶盜竊所規定的法益受到了實際侵害,應構成盜竊罪既遂,不以取得財物為必然條件。

本文不采納行為犯的既遂理論原則,是因為行為犯作為一種刑法理論上的一種犯罪類型,在近年來的司法實踐中,其一經實施即為既遂的觀點已經受到質疑。兩高在2014年8月12日出臺的《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其制定者在分析認定走私既未遂標準時認為,行為犯同樣存在未遂形態,犯罪既未遂的認定標準,需要結合某一類犯罪的實際情況予以具體確定。類似的觀點還在兩高2012年12月20日出臺的《關于辦理妨害國(邊)境管理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的既未遂認定,不再持組織行為一經實施就應認定既遂的觀點,而是以所組織的他人偷越國(邊)境之前或者偷越國(邊)境過程中被查獲的,以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未遂)論處。之所以有這樣的分歧,是因為理論界對犯罪類型的劃分標準,與我國刑法保護法益的目的不合轍所導致,而以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分析犯罪的既未遂標準,符合刑法的目的,也不會導致現實應用困惑。

二、入戶盜竊以取得財產為既遂在司法實踐中有障礙

首先在事實的認定方面,入戶盜竊在實踐中有大多被當場抓獲,若以取得財物為既遂,根據盜竊罪現行采用的“控制說”,以行為人對財物的實際控制、所有人脫離控制為標準,被當場抓獲的入戶盜竊均為犯罪未遂,則有大量的入戶盜竊被認定為犯罪未遂,顯然與立法初衷相違背。而在行為人實際控制財產之后,認定盜竊數額也有較大難度,被盜現金數額、未繳獲物品價值的認定必將困擾司法實踐。

其次與體系解釋相沖突。對未遂的盜竊行為,最高法就盜竊案件的新舊兩個司法解釋均明確規定以數額巨大的財物或珍貴文物等為目標的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也就是具有上一檔次的法定刑標準才會具備盜竊罪的構成要件,而入戶盜竊是盜竊罪的最低定罪標準,與數額較大起點處于平行地位,在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制定的量刑實施細則中,入戶盜竊與數額較大起點的既遂盜竊量刑起點均在四個月拘役至六個月有期徒刑。以數額巨大的財物、以珍貴文物為盜竊目標,或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應當追究刑事責任,法定刑是三年以上。顯然入戶盜竊作為盜竊犯罪的基本構成要件,是沒有三年以上法定刑的,其未遂與數額較大的普通盜竊未遂的社會危害性相當,是不應以盜竊罪定罪處罰的。簡言之,入戶盜竊行為若為未遂,則不構成盜竊罪,結果顯然與刑法的立法初衷相違背。

至于入戶盜竊罪不以取得財物為既遂會不當擴大打擊范圍,導致打擊面過寬的擔心是沒有必要的,根據刑法第十三條的規定,行為人即使具備入戶的全部構成要件,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司法實踐可據此進行裁量,對一些情節顯著輕微的入戶盜竊行為不以盜竊罪定罪處罰。

綜上,入戶盜竊侵犯的是雙重客體,以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為既遂標準,行為人以盜竊為目的侵入供他人家庭生活與外界相對隔離的住所,已經侵害了他人的居所安寧,即可認定為犯罪既遂,不以取得財物為既遂的觀點,符合刑法的理論原則,在實踐中也具有可操作性,應當予以肯定。(作者:靖西縣人民法院  梁蓬勃)

 

[責任編輯:張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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