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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記錄司法,司法彰顯文字

日期:2014-10-05來源: 人民法院報點擊:

文字是一個國家歷史和民族文化得以傳承的特殊基因圖譜、獨特的“遺傳密碼”。文字關乎民族的方方面面,與司法關系之密切更是異乎尋常。無論是以語言文字為媒介材料所進行的抽象法律思維,還是用法言法語的表達,特別是“白紙黑字,板子釘釘”的一紙裁判文書出爐,文字承載的司法能量非同一般。文字記錄司法,司法彰顯文字。司法以文字為主要載體構成的司法文化,文字以本身作為重要的文化形態,共同見證并推動了中華文明。

文字的創造帶來司法的開啟和記憶,文字的發展亦促進了司法的進步。司法與漢字是“與生俱來”,有了漢字,才有司法記載。春秋戰國時期,鄭國子產首次將法律鑄于刑鼎,公諸于眾,開創了成文法頒布的先河。出土于河南商丘的匜邑銘文,是西周時期刻在青銅器上的第一篇司法文書,也是頗具首創性的事。“法”字古為“灋”,為象形、會意字。廌為獨角獸,“觸不直者去之”;從水,平之如水,引伸為公平正義之意。“案”原指桌子,又后指官府文書、案件。“判”是會意兼形聲字,“判,分也;從刀,半聲”,本義是分成二半,引伸為區分、裁判,定分止爭。西周以來,與司法有關的專用名詞大量出現,如“獄”、“聽”、“斷”、“告”、“推”、“鞫”、“讞”、“司”等等,反映出司法的新變化。西周社會,刑、民案件開始分離,“獄”指“相告于罪名”是刑事案件,“訟”為“相告于財貨”指民事案件;最早為氣、詞、色、耳、目的“五聽斷獄”,以及“三公斷案”等。漢朝以左右平、左右正職官名,因法官辦案有推定特點,后來司法官名為“推事”。大辟、臏、宮、刖(割鼻)、墨專指夏商刑罰體系,隋唐創立笞、杖、徒、流、死封建制五刑。通過文字記載大量古代法律文獻如《唐律疏義》、《大宋刑律》、《元典章》、《大明律》、《大清律例》。

文字的特性決定了民族文化的特征,亦體現中國司法的獨特性。漢字有音、形、義,且有一字多音,一字多義;西文將文字作為標音符號,僅有音、義,這就決定了兩者在思維習慣上很大的不同。漢字的象形、會意、指事有具象性可感性,久而久之,民族思維就長于形象思維;西文以符號意義的字母為文字,從抽象觀念演繹意義,長此以往,就擅長于邏輯思維。表現于司法文化上也各有差異。西方重程序,訴訟對抗性強;中國重實體,重和諧訴訟如調解等等,當然兩者亦有優勢互補趨向。漢字基本詞序是主、謂、賓結構,而西方文字多為倒裝句、偏正句。用精準文字,準確表述和判定法律關系對辦好案件至關重要。漢字詞序顛倒,則結果迥異。如古代有一案例,騎馬跑得飛快,傷及路人,如何引律定性量刑?“馳馬傷人”,重在騎馬的人,犯意為故意;而“馬馳傷人”,因重在所騎的馬,故定性是過失或意外事件,兩者在適用刑律上自然是不相同的。 漢字字形相近,而字義相距甚遠。如有一殺人的案例,是“用刀殺人”,還是“甩刀殺人”?“用”與“甩”字不同,定罪量刑亦有不同,顯然“用”刀殺人的性質更嚴重。字形相同而音不同,則詞義各異。如洪澤縣有一件為訴訟證據的憑條上寫:“還欠款10000元”而涉訟的案例。“還”字到底讀“hai”還是“huan”?雙方當事人爭執不下,最后法官通過綜合證據認定作出判處。中國古代社會行政與司法不分,司法由行政長官兼理,尤其是在縣衙,所以在招考官員時要通過“身、言、書、判”,把身體端正、言語正直、漢字書寫、判決擬寫作為基本考課。而且對判文理由特別講究法理、情理、事理、文理,使判決的事實、理由、主文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如白居易擬判《甲乙判》,還有《明清名公書判》等許多流傳于世的優秀裁判文書,既是嚴正的判決文書,又是優美的散文。但是,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封建皇朝為鉗制思想言論鞏固其統治,亦有過以無辜羅織罪名將人入獄治“罪”的“文字獄”。宋朝蘇軾就因“烏臺詩案”而被關押后貶官流放黃州,清朝書商莊廷龍因“文字獄”被抄斬,受誅連者不計其數,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獄達100余起。

文字隨著時代變化而發展,司法也是如此。文化長河因與時俱進著充溢水源才不致干枯,司法也隨著時代的步伐與時俱進。晚清在實行司法改革時,大量引進了西方法律理念、理論,刑法才有總則、分則區分,刑罰有了死刑、拘役、罰金、褫奪公權,訴訟法上有了上訴、抗訴、抗告程序制度。但改革也不是將固有的優秀傳統文化“連澡盆與小孩一起倒掉”,司法改革同樣也要適應本國國情,不然就水土不服,南桔北枳。文字以法律為保障,司法以文字得以彰顯,文字和司法可以說自古就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的。

(童國梁 作者單位: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責任編輯:張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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