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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論愛國

日期:2014-10-05來源: 光明日報點擊:

價值觀是無形的,要真正落實到日常生活并不容易,心雖向往之,卻往往不得其徑。造成這樣的窘境,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近代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缺失與花果飄零,致使價值觀失去了它的源頭活水與厚實土壤。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多次強調,弘揚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不僅點出了問題,而且也指出了路徑。

以核心價值觀中的愛國為例。現代的國家概念雖然源自西方,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早已培植起濃烈的愛國情懷。在歷史上,每當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總會有無數中國人行仁蹈義,踐行國家有難、匹夫有責的價值觀。近代以降,無數中國人僑居世界各地,改革開放以來,也有許多中國人走向世界,但是,無論是幾代華裔,無論身在何處,對于身居他鄉的華僑華裔,中國凸現為人們真實的精神家園,寄托了愛國情懷。然而,對于生活在國內的人來說,沒有去國萬里、漂泊他鄉的體會,加之長期生活在和平年代,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如何來體會愛國這一核心價值觀?愛國的核心內涵究竟是什么?又如何在日常的生活中踐行愛國主義?就容易變得模糊,變得淡漠,甚至不免困惑。

事實上,愛國主義原本是中外通例,各國都有自己的表達方式與踐行形式。如果沒有源于自身的真實情感,切身的踐行,只是隨口空言,不僅無益于愛國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真正弘揚與踐行,而且反而很容易使得這一崇高美好的價值觀流于淺薄、輕浮。這種現象,民國時期就出現過。清末民初的著名革命家、愛國者、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在1933年的一次演講中指出,民國以后,愛國這樣的新名詞十分流行,雖黃口稚兒,皆蕩之于口,但卻未知其內涵,不知從何做起,他因此提出疑問:“今之新學小生,人人以愛國為口頭禪。試問如何愛國?”

如果立足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愛國的困惑,并不難解決。章太炎先生是國學大師,從早年到晚年,無論革命,還是講學,他始終抱持著強烈的愛國情懷,并付諸踐履。我們可以引章太炎先生關于愛國的論述來試加說明。太炎先生講:“試問如何愛國?愛一國之人民耳。愛國之念,由必愛父母兄弟而起,父母兄弟不能愛,何能愛一國之人民哉!”(《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太炎先生這段話,言簡意賅,包含著兩個重要思想內容。首先,他明確地闡明了愛國的根本內涵,對愛國作出了清晰的界定。所謂愛國,根本內涵在“愛一國之人民”。人民才是一個國家的真正內涵,其余都不過是人民的生活實踐的場所、形態、過程,以及其他一切。沒有了人民,單純的自然世界并沒有特別的意義,到處都是自然世界;政府也是因人民而存在的組織,政府本質上只是人民自己組成的為人民服務的機構。愛國的根本,既不在特定的自然世界,也不在特定的政府機構,而是愛特定的人民,即“愛一國之人民”。

太炎先生的這一斷言,實際上,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自古便深植于我們民族的傳統之中。《詩·商頌·玄鳥》講“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書·五子之歌》講“民惟邦本”,非常清楚地說明,遠從商周開始,關于人民與國家的關系就已經獲得明確:人民是國家的根本內容。只有人民才構成了國家的版圖,也只有有了人民,國家才成其為國家。這種樸素而又明確的觀念,經過儒家的闡明,在《孟子》一書里,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斷言,進一步化為我們民族的核心價值觀。

從這個觀念出發,我們今天弘揚與踐行愛國這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然就不是空洞無物的口號,而是有著實實在在的內容。每個人的身邊,便是“一國之人民”,雖然彼此可能并不相識,但彼此卻是應該相敬相愛的。宋儒張載在《西銘》中講的“民吾同胞”,講的“尊高年”“慈孤弱”,講的“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秉承的就是這一精神,實踐的就是這一理念。

的確,在現實的生活中,上述的觀念與行動時常會面臨挑戰。一個人去扶一個摔倒在地的人,也許會反被誣害;更有甚者,某些公務人員,為查黑車違規經營,竟不惜利用人的善行,設騙局,搞釣魚執法;因為錢,有些醫院見死不救,醫護人員竟然販賣嬰兒。但是,正如我們看到的,整個社會對此都作出了強烈唾棄與譴責,直至法律制裁。我們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并沒有因為這類現象的存在,而放棄了對身邊人的尊重與關愛。大量鮮活的事實充分說明,“愛一國之人民”的觀念是深入我們人心的,它的踐行也是呈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的。

為什么能夠如此?這正是太炎先生關于愛國論述中所含的第二層思想內容,即“愛國之念,由必愛父母兄弟而起”。這個論述,實質上是把愛國這一價值觀的踐行扎實地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辟地將“愛一國之人民”具體地貫徹在每個人切身的日常生活中,從而為愛國指出了親切而實際的路徑,這個路徑就是傳統儒家起于并見證于家庭的孝悌。愛國、愛一國之人民,不是一個空洞的語詞,而是基于情感的行動;這種情感與行動并非憑空而來,必然有待于培育與踐行。起點在哪里呢?在親情。人是社會的動物,現代社會對人提出了公民的基本要求,但是,每一個人,要由單個的個體成長為社會的公民,必須經過一個社會化的過程。這個過程無論中國還是西方,都是從家庭開始的,然后過渡到學校;但是,除了這個共同點外,中國與西方還有著重要區別,那就是西方在家庭與社會之間,存在著一個宗教教會的環節,而中國沒有。雖然今天的西方社會,宗教的影響有弱化的趨勢,但教會仍然構成了西方社會的重要組織部分,并發揮著有力的作用。在中國,無論是在傳統時代,還是在現代,家庭始終是最重要的組織,幾乎沒有任何別的形式足以取代家庭在中國人的社會化過程中的作用。可以說,家庭不僅是中國人愛一國之人民的起點,而且貫徹于始終。誠如太炎先生所講,“父母兄弟不能愛,何能愛一國之人民哉”!這幾乎成為中國人的基本價值觀,甚至是信念。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曾經把傳統儒家基于家庭的仁愛思想與孝悌倫常視為障礙,以為是基于小農生產方式與封建宗法社會結構的糟粕,加以唾棄。但是,在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中,以各種名義對儒家基于家庭孝悌的仁愛觀念與踐行所曾經發生過的叛離與踐踏,既沒有給中國社會帶來祥和,也沒有為中國社會所真正接受。中華傳統文化對于家的重視與依戀,不僅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而且它不依人的主觀意志,在根本上構成了中國社會與文化的事實性存在。可以斷言,在中國,無論培養什么樣的價值觀,無論如何治理社會,家庭都是最基本的組織,是必須重視的。如果我們接受愛國就是愛一國之人民的觀念,而愛是一種基于情感的行為,那么緣于親情的孝悌,無疑是最親切可靠的培育起點。對此的認同,與其說是認知的問題,毋寧說是實踐的問題。

父母之家,誠然是中國人的精神依托,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沒有將人的精神束縛于此,而是明確指出家只是起點。《論語·學而》講:“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宋儒朱熹著意指出,孝悌本身并非仁,而是“仁之本”,即仁的基礎。仁愛由孝悌生發,就是后來孟子所講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從家庭的孝悌擴展到愛人民,也就是太炎先生講的“愛國”。毫無疑問,要從“老吾老”“幼吾幼”,推進到“人之老”“人之幼”,絕非易事。但是,行之難,并不足以否定此路不通。如要以行之難論,即便“老吾老”“幼吾幼”,也絕不是容易的事。問題的關鍵在于,“愛父母兄弟”終究是我們最容易生發、最親切體會到的情感與行為;由此出發,由近及遠,也是我們最可能的踐行、最方便的路徑。

太炎先生論愛國,實際上是啟示了我們,當今天弘揚與踐行包括愛國在內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時,立足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是可靠的,可行的,而且是應該的,必須的。

(作者:浙江警察學院 陳紅梅)

[責任編輯:張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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