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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哲學的特質

日期:2014-10-05來源: 光明日報點擊:

自“五四”以來,中國傳統哲學之特質,許多學者都有論述,在此基礎上,本文選取價值哲學的獨特視角,觀照中國傳統哲學,提出一看法,即“必然”原理與“應然”原則相融通乃是中國傳統哲學之重要特質。所謂“必然”原理指探討存在本質、發展趨勢、客觀過程、必然規律的哲學理論,包括本體論、歷史觀、認識論、人性論等理論領域;所謂“應然”原則指論述價值觀念、價值取向、價值目標、價值理想的哲學思想。在中國傳統哲學中這兩方面的內容是相融合相貫通的。

《尚書·洪范》記述周武王訪問箕子:“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漢書·董仲舒傳》記載漢武帝對董仲舒的策問。第一策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第三策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浸微浸滅浸明浸昌之道,虛心以改。”

周武王、漢武帝向思想家的提問,其問題開端都是“天”的問題、“命”的問題、“大道”問題、“天人之際”問題,亦即“必然”意義上的根本原理問題;而歸宿都在“彝倫攸敘”問題、“百姓和樂”問題、“政事宣昭”問題、“浸明浸昌之道”問題,即“應然”意義上的價值原則問題。這不僅是對箕子、董仲舒的提問,而且可以說是整個中國傳統哲學思考和回答的總問題。

“必然”原理與“應然”原則融會貫通,既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提問方式,也是其理論建構的范式。與西方哲學的異隔性、分析性思維方式不同,中國哲學理論思維的突出特征是融合性、貫通性。無論是建構本體淪、認識論、歷史觀、人生論,還是建構其他哲學理論,都會將“應然”的原則貫注其中,從而使哲學理論呈現為自然與人倫合一、知識與道德融合、宇宙法則與治世規范統一的獨特風貌。

道、氣、無、理、心是中國哲學中標志宇宙本體的五大范疇。它們不僅僅是標志終極存在的本體范疇,而且是本體存在與價值境界相融通的范疇。它們無一不是萬物根源與價值淵源、宇宙本體與價值至境的融通合一。老子之“道”,既指天地萬物存在的終極根據和必然規律,又指人應該追求的崇高目標和理想境界。所以老子既稱“道”為“萬物之奧”,又贊“道”為“善人之寶”(《老子·六十二章》)。“萬物之奧”是本體義、“必然”義;“善人之寶”是價值義、“應然”義。作為宇宙本體,老子認為“道”是“無形”“無象”“無狀”“無名”的存在;作為價值原則和價值至境,老子賦予“道”以自然、虛靜、柔弱、獨立等價值品格,是利、真、善、美的統一體,是人應該遵循的準則。這種“必然”原理與“應然”原則的合一,是本體價值化和價值本體化的結果。

春秋時代,中國人的歷史觀從原先的以“神意為本”的天命史觀,逐漸轉向以“人事為本”的人本史觀。哲學家們著力以理性態度思考歷史的本質和規律。然而,這種理性思考,從不脫離價值問題。其典型的觀點是:

⒈“生意成勢”——生存價值與歷史趨勢的融通。柳宗元認為歷史發展有著“不得已”的客觀必然之“勢”。例如,“封建,非圣人意也;勢也”(《封建論》),而后代郡縣制取代封建制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然而,歷史發展之客觀必然趨“勢”并不是完全脫離人之主體活動的純粹的外在力量,它體現了人類群體對生存價值的追求,也就是“生人之意”。柳宗元這種“生民之意”以“成勢”的觀念,鮮明地體現了價值追求與歷史法則融通的思路。

⒉“同然即理”——公義價值與歷史規律的融通。王夫之提出“人之所同然者即為天”(《讀通鑒論》卷七)的光輝命題。王夫之所謂的“天”,即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勢”)和必然規律(“理”)的統一,是歷史發展的客觀力量的總稱。王夫之所謂的“人之所同然”“民心之大同”則指民眾共同的價值追求,大體相當于我們現在所說的“公義”——人們普遍認同的道義。他認為,“同然”“同心”的基礎乃是“欲之所得”,即人們共同的物質生活欲求的普遍滿足。他說:“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無人欲之或異。”(《讀四書大全說》卷四)這顯然是對柳宗元“生民之意”的進一步發展。于是,普遍的價值的追求和普遍的物質利益需要的滿足與歷史的客觀規律達到了高度的統一。

對于中國傳統哲學來說,純粹的獨立的認識活動是不存在的,也是沒有意義的。中國古代哲人把求真與聞道,窮理與盡性,致知與祟德視為不可分的統一過程。在這種融通中,價值意識在認識中的主要表現是:

⒈對認識主體的價值要求。中國哲學認為人們認識客觀事物的過程并非自然而然的消極被動的反映活動,而是人的主體性能動性的發揮過程。所以,為了達到認識真理的目的,不但要順應認識規律,還要對認識主體有價值要求,也就是要求認識主體具有崇高的品德修養。《尚書·洪范篇》就對認識主體的修養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敬用五事”。“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圣。”這些要求包括了能力和道德兩個方面,《洪范》認為達到這些要求,乃是成為一個好的認識主體的先決條件。后來,孔子提出要成為智者,首先得成為仁者,“擇不處仁,焉得知”(《論語·里仁》);“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論語·衛靈公》)。孟子也說:“不仁,是不智也。”(《孟子·公孫丑上》)由此可見,對認識主體提出價值修養的要求,乃是中國哲學的重要特征。

⒉認識過程中的價值參與。中國哲學認為,人的認識活動并非純粹的主觀反映客觀的超情感、超利害過程,而是受人的愛惡之情、利害之心、苦樂之趣、取舍之志的影響過程。不同的價值意識對認識的方向、得失、正誤、深淺、偏全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先秦道家的宋钘、尹文學派,注意到了“私欲”對認識的干擾作用,認為利欲熏心的人不可能取得對事物的認識,“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管子·心術上》)。這種觀點,略似于俗語所說的“利令智昏”。宋明時代的哲人更是普遍地強調正確的價值意識對于認識的重要,張載有“大其心則能體天下物”的名言;蘇洵有“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的警語;程朱以“居敬持志”為“窮理之本”;王陽明反對“只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這些觀點強調認識過程必有情感、意志、利心等價值意識參與,主張用端正的積極的價值意識促進認識,對中華民族的價值思維和認識觀念有廣泛的影響。

⒊認識目標中的價值意蘊。中國古代哲學把事實認知和價值認識,把求真與求善都融通于認識目標之內。儒家與道家都把“道”作為最終的認識目標,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老子說:“唯道是從”。孔、老所謂的“道”盡管內涵有異,但都是宇宙法則和價值準則的統一。在中國傳統哲學認識的目標中融合著價值意境,追求真理和追求價值,是人的認識活動一體之兩面。

自然生命與道德價值的融通,亦是中國哲學的突出特征之一。儒家關于生命與道德價值融通的主要觀點是:

⒈“氣質之性”蘊涵“天地之性”。孟子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之》)由于仁義禮智四端是人人生來固有的,所以孟之稱之為“良知”“良能”。由此看來,孟子言“善端”,指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特性,而非指人生來具有的一切本能。這種觀點,到了宋明儒學,就形成了“天地之性”蘊涵于“氣質之性”的人性說,“天地之性”是純善,而“氣質之性”有善有不善。張載、二程、朱熹、陸九淵都持此觀點。他們都給人的自然生命中注入了價值(道德)的種子,從而使價值生命與自然生命相融通。

⒉“生以載義”。既然人的自然生命中包含著價值因素,那么,人的自然生命當然就是價值的載體了。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提出了“生以載義”和“義以立生”的命題,他說:“生以載義,生可貴”;“義以立生,生可舍”(《尚書引義》卷五》)。就是說,人的生命承擔了道義,所以生命是可貴的;道義確立了人生的價值,所以道義是可貴的。這顯然是一種價值和生命融合貫通的運思方式。

⒊“成身成性”。儒家認為,人的一生不只是自然生命的成長過程,而且同時也是人生價值的開拓、追求和實現的過程。孟子提出,如果以肉體生命為人生的最高價值,那么人就會為了保全生命而無所不為,為了享樂生命而無惡不作。由此,孔、孟提出仁義價值高于生命價值,當仁義與生命發生沖突時,人應該“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人的一生就是弘揚和實現仁義價值的過程,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生。后代儒家都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基本觀點。

上述中國傳統哲學中關于價值與本體、價值與歷史、價值與認識、價值與生命相互關系的理論表明,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家哲學的理論思維,乃是一種典型的融通性思維。正是由于這幾個方面的融通,決定了中國古代的價值類型論中,也體現著各價值類型間相互蘊含、相互融通的觀點。儒家以善統真、美,凡是善的價值即是真的、美的;道家以真統善、美,凡是真的價值即是善的、美的。雖然,儒家以祟善為主,道家以貴真為主,價值取向不同,但其融通真、善、美的思維路徑則是相同的。所以說,“必然”原理與“應然”原則融通,乃是中國傳統哲學的重要特質。

中國傳統哲學這種“必然”與“應然”相融通的特質所蘊含的思維經驗和哲學智慧,至今仍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⒈相融通特征的突出優點是克服了價值與事實、“實然”與“應然”相割裂相對立的思維方式。中國古代的多數哲人,幾乎都賦予客觀事實以價值意義,都賦予事實判斷以價值含義。他們融通價值與事實的方法主要是將主體人的價值意識和價值因素如情感、意志、信念、理想、德性、情操、美感等等直接投射到客觀事物之上,從而使主體與客體融合為一。如果說,西方哲學中的一些哲學家,是在承認事實客觀性和肯定價值主觀性的支點上將價值與事實分離開來,那么,中國哲學則是在把客體主體化和主體客體化的基礎上將價值和事實相融合相貫通。中國傳統哲學中沒有“由事實判斷推不出價值判斷”的所謂“休謨問題”。

⒉相融通的重大意義是形成了中國傳統哲學的人本宗旨。中國哲學沒有孤立的宇宙本體探索,沒有單純的客觀知識追求,也沒有“怪力亂神”的宗教旨趣,實現人的價值是它的最高宗旨。其本體論并非以宇宙的本質為認識的根本目標,而是借“天道”以明“人道”;其認識論并非以認識的來源和規律為探討的最終歸宿,而是借“知行”以說“道德”;其方法論并非以世界的運動過程和規律為研究的至上興趣,而是借“陰陽”以言“治平”;其歷史觀也并非以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性為思考的終極意義,而是借“理勢”以論“至治”。

⒊相融通的重要作用是鍛鑄了中國哲學的實踐性品格。中國哲學的形上之道、抽象之理、玄遠之思等“必然”原理,固然都有其相對獨立的內容和意義,但歸根結底最終都服務于實現“應然”原則的實踐活動。《周易·系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形上的必然之道的意義在于,指導人的“繼之”“成之”的實踐活動,而實踐活動的目的即是實現應然之“善”。這種“繼道為善”“成道為性”的理念,乃是中國哲學的突出優勢。

中國傳統哲學融通性特征的最大的缺陷是將價值泛化,即以價值存在掩蓋客觀事實甚至取代客觀事實,以價值評價制約事實認知甚至代替事實認知。

總之,對中國傳統哲學和傳統文化,我們應該認識其特質,克服其局限,弘揚其優勢,使其成為實現中國夢的寶貴智慧資源。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學資深教授,陜西省社科聯名譽主席 趙馥潔)

 

[責任編輯:張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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